为应对20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州快餐加盟店削减工时
劳伦斯·程（Lawrence Cheng）的家族在洛杉矶南部拥有七家温迪（Wendy's）餐厅，近日，他在收银台前接单，将一筐筐热气腾腾的炸薯条和鸡块倒入盘中，熟练地撒上盐。
程（Cheng）在橙县喷泉谷（Fountain Valley）的分店曾经有近十名员工上下午班。4月1日，加州的一项新法律将快餐业工人的时薪从16美元提高到20美元，导致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现在他每个班次只安排7名员工。
他说：“我们只是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削减开支。我少安排一个人，然后自己填补那个空缺，在那个时间工作。”
程希望，随着学生放假、家庭出游或外出就餐的时间增多，传统上生意红火的夏季能带来更好的利润，以弥补增加的成本。
专家表示，现在判断工资上涨对快餐店的长期影响以及是否会出现大范围的裁员和倒闭还为时尚早。以往的工资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失业。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一项研究，当加州和纽约州的最低工资比联邦规定的每小时7.25美元翻了近一倍，达到15美元时，就业机会仍在继续增长。
到目前为止，该行业的就业岗位持续增长。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在4月1日法律通过后的头两个月，该行业增加了8,000个工作岗位，与2023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6月份的数据尚未公布。
推动加薪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执行副总裁约瑟夫·布莱恩特（Joseph Bryant）说，根据新法，该行业不仅增加了工作岗位，而且“多家加盟商还指出，更高的工资已经吸引了更好的求职者，从而减少了人员流动”。
但许多大型快餐连锁店的经营者表示，他们正在削减工时和提高价格，以维持经营。
在洛杉矶拥有9家 Jersey Mike's 的店主胡安卡洛斯·查孔（Juancarlos Chacon）说：“我在这行干了25年，有两个不同的品牌，我从来没有像今年4月这样大幅提价。”
以前一份火鸡肉三明治不到10美元，现在是11.15美元。虽然仍有顾客光顾，但他发现他们都在减少消费，例如不买饮料、不点薯条、不吃甜点。
由于核心业务是午餐，查孔（Chacon）一直在减少早晨和晚上的员工人数。他还裁减了一些兼职员工，员工总数从165人减少到145人左右。
并不是只有初级员工得到了加薪。领班、助理经理和其他高层人员也必须加薪，劳动力约占成本的35%。
一家全球餐饮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伦·艾伦（Aaron Allen）说，他接到了加州餐馆经营者和供应商的恐慌电话，他们仍在努力从疫情封锁中恢复过来。
他预测，像麦当劳这样有钱投资自动化并通过“菜单重新配置”降低成本的公司，与规模更小、更区域性的连锁店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后者可能会破产或面临门店大幅减少的风险。
程（Cheng）表示，他没有计划解雇 Wendy’s 餐厅的250名员工，而是削减加班时间，减少每个班次的员工人数。为了应对该法律，他还在1月将菜单价格提高了约8%。
但他说，他的账目显示，两周的工资超出预算2万美元。
反对最低工资法案的加州餐饮协会（California Restaurant Associatio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特·康迪（Jot Condie）说，企业同时感受到了租金和食品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
康迪说：“当劳动力成本在一夜之间飙升超过25%时，任何利润本已微薄的餐饮企业都将被迫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除了提高价格、缩短营业时间或缩减员工规模之外，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在洛杉矶一家必胜客（Pizza Hut）工作了一年多的朱丽叶塔·加西亚（Julieta Garcia）说，她现在每周工作五天，而不是六天。
但她说，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她可以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4岁的儿子。额外的收入意味着她可以按时支付手机账单，而不用关闭服务，还可以带儿子去检查扁桃体。
63岁的退休人员霍华德·刘易斯（Howard Lewis）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一家 Wendy’s 快餐店工作，他说他一直在用多出来的钱投资。
刘易斯说：“今天是发薪日，我买了价值500美元的股票。”他还在帮前妻修理汽车刹车系统。
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表示，为了让全州50多万快餐业工人获得维持生活的工资，提高最低工资是必要的。
纽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州情咨文中表示：“我们加州关心快餐业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是女性，她们打两份半工来维持生计。”
对于橙县一家 Del Taco 快餐店的总经理埃尼夫·索米莱达（Enif Somilleda）来说，加薪喜忧参半。她过去每个班次有四个人工作。现在她只有两个人。
她说：“在经济上，这对我有帮助。但我的人手少了，所以我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