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家｜“归去”并 非“去”——读《归去来兮辞》识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关于文章的主旨，论者通常认为是表明作者辞官避世、归隐田园的欣喜。文章的末尾写道“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富贵繁华、求仙问道都不是作者的追求；接下来写道“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没有直接写出选择的道路，而是通过四幅画面来委婉地表达志向。深挖其中的内涵，能帮助我们理解真实的陶渊明。
“孤往”以见真我
“怀良辰以孤往”，“孤”强调出行没有旁人，可以看作“独”的同义词。在文本中，“孤”并非单例，前文有“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夕阳西下，倦鸟归巢，陶渊明与孤松为友，流连忘返。松为坚贞独立之态，因此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特立独行。末尾的“孤往”正是对前文的回扣和强化，形成情感的闭环。
陶渊明如此强调单独，与儒家观念中的“君子慎独”不无关系。《中庸》有言：“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另一本儒学经典《大学》中有如此表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对于“慎独”这一概念具体内涵的表述，两部作品侧重点不同：《中庸》强调人在独处时，可能会由于缺乏公共社交时的约束而放纵自己，因此君子对于独处应该谨慎地对待；《大学》则侧重于诚信，不能自我欺骗，要使意念真诚，实现内在本心与外显行为的统一，达到“以守约为继善、成德之基，通过察识内心的得失，反省自身是否遵从道德、是否违背礼义，在此过程中挺立道德主体，成就真我”（马爱菊《君子证成：曾子“慎独”思想辨析》）。
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陶渊明选择退隐田园，不仅“门虽设而常关”，更“息交以绝游”，展现出与外界划清界限的决绝姿态。在独处的日子里，他看山观水、寻壑经丘，在自然山水的怀抱中感悟生命的轮转变化。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但“世与我而相违”，他与俗世的生活格格不入，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因此退隐是挣扎之后作出的必然选择。陶渊明“善万物之得时”而“感吾生之行休”，万物顺应自然而充满勃勃生机，自己的人生却将要走向终点，生命匆匆，何必执着，“曷不委心任去留”且“乐夫天命复奚疑”。这些都表现出一种随心所欲、乐天知命的坦荡从容。可以说，正是由于独处，才让他有机会对自己进行深刻而清醒的审视，才让他在山水清韵中洗掉了尘世官场的污浊，更加真实地看见自己、发现自己。因此，陶渊明隐逸生活的第一内核是在独处中寻求真我。
“耘耔”以入现实
“或植杖而耘耔”意为有时倚着棍杖除草培土。此句出自《论语·微子》，原文如下：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一句，由于“丈人”省略了主语而造成一定的理解困难。主流的观点有三：一为讥讽孔子，二为斥责子路，三为丈人自谓（王祖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语辨》）。三种解读都有合理的成分，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句都体现出“丈人”——孔子口中的“隐者”——对于劳动的重视，从“植其杖而芸”一句也能看出丈人本人就是劳动的亲身实践者。陶渊明化用这一典故，也包含了对于丈人行为的肯定和赞同。
陶渊明诗中对于劳动场景的描摹并不少见，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他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借由劳动与土地产生了真实的关联：从“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其三》）中体会到耕种的不易，从“四体诚乃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体悟到劳动的辛苦，由此对现实有了更深入而真切的感受。虽然陶渊明辞官后为了维持生计，要亲自从事农业生产，但现实的不易、劳动的艰辛并没有让他感到颓丧；相反，他在劳动生产中有了更深的人生体悟：“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先师孔子“忧道不忧贫”的理想过高，难以企及，那就退而求其次，做一个勤恳的农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只有拿起锄头、走进现实、体察生活，才能最终获得心灵的平静。对于陶渊明而言，劳作并不只是解决糊口问题的途径，更是他感悟生命、寻找人生真谛的必由之路。因此，陶渊明隐逸生活的第二个内核便是在耕种中体味现实。
“舒啸”以鸣不平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啸”这一行为具有深刻的含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魏晋时期是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正如陶渊明在序言中所言“风波未静”，人心惶惶，民不聊生。许多寒门出身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一展抱负，生活压抑，前途受阻，必然引起人们心中的不平之感。这种感受与“啸”结合，便形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魏晋之间有许多对现实生活感到压抑不平的才智之士，他们都很善于吟啸”（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此时“啸”便成为一种疏解心中不平之气的途径。“啸”作为情感载体大量地出现在魏晋时期的诗文中，也是一个明证。
陶渊明自述“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对于心怀伟大理想的文人，出仕为官是实现理想的必然途径。陶渊明五次出仕，五次隐退。五次为官是他满怀希望、实践理想的证明，五次隐退是他被残酷社会现实挫伤、理想破灭的证明。选择归隐后，他仍需用琴书来消解忧愁（“乐琴书以消忧”），在看到万事万物蓬勃生长之时，感叹自己人生匆匆流逝（“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甚至发出“算了吧（已矣乎）”的感叹。这些细节无不表明，当前的隐逸生活是他经历了勇敢的积极入世，但被现实无情挫败之后作出的无奈选择。在隐居生活中，作者仍不忘“登东皋以舒啸”，用放声长啸的方式来一解心中的不平之气。可以说，陶渊明的隐居并不是封闭自己、远离尘世，而是根植于现实，包含对现实生活沉痛而深切的体悟。因此，陶渊明隐逸生活的第三个内核便是不屈从于现实。
“赋诗”以言志向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重要传统。诗一开始跟政治统治关系密切，是统治阶级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诗言志”的具体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志”的外延不断扩大：“西周时期，‘志’是王政的阐发；孔子时，‘志’的阐释有了个人意志的展现；荀子则将家国意志与个人情志进行了融合，这一融合为后世文人家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陈嫣虹《先秦“诗言志”再阐释》）正如《毛诗序》中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志向的表达。这种志向的表达是和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家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的志向只有依靠国家、时代、社会才能够实现。陶渊明正是用“赋诗”的方式来直陈个人之志。
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仍在诗作中表达个人志向，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侠肝义胆的伟岸形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度概括了古往今来文人们的宏愿，陶渊明也不例外。归隐后的陶渊明纵情山水，看似闲适自得，但在闲适的表象之下仍然涌动着赤诚而坚定的志向，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理想仍通过诗表达出来。因此，陶渊明隐逸生活的第四个内核就是身在乡野而心怀天下。
总而言之，“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所描绘的画面正是陶渊明内心世界的真实描摹：他重视劳动，经由真实的农耕生活而了解现实，在此基础上为天下苍生鸣不平，且不忘平生之志。陶渊明根植人民，坚守初心，他的“归去”并不是真正的离去，而是坚定的“不去”。